20世紀變暖與隋唐暖期高度相似

成文于秦漢時期（公元前210—公元210）的《呂氏春秋·十二紀》中這樣描述當時的氣候：“二月仲春，雨水之日。桃始華……玄鳥至……五月仲夏，蟬始鳴”。仔細算算，這類物候都比現(xiàn)代提前一個月左右，也就是說，當時天氣比現(xiàn)在溫暖。

研究發(fā)現(xiàn)，我國東中部地區(qū)在歷史上存在多個平均溫度超過現(xiàn)代的顯著溫暖的時期，比如秦漢、隋唐和南宋后期。就以上面《呂氏春秋》的記載為例，據(jù)研究，當時冬半年平均氣溫較現(xiàn)代（取1951—1980年平均狀況）高約0.24℃。這一時期中也存在波動，最暖的30年出現(xiàn)在公元前210—前180年，冬半年平均氣溫較現(xiàn)代高1℃左右。

隋唐時期（公元581—907）同樣處于溫暖期內。從史料來看，當時小麥、谷子的收獲時間均晚于現(xiàn)代，臘梅、柑橘等植物分布都比現(xiàn)代偏北。研究顯示，公元601—920年是我國2000年歷史上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一段溫暖期，溫暖程度也高于20世紀。

通過分析“隋唐暖期”和“20世紀暖期”的波動趨勢，科學家認為二者具有相當一致的變化規(guī)律：都是在波動中逐漸增暖。有此為鑒，20世紀暖期在歷史上并非“獨樹一幟”，中國東中部地區(qū)20世紀增暖只是過去500年中前所未有，而西部地區(qū)20世紀后半葉可能是過去千年中最暖時段——也就是說，再往前追溯，你就會發(fā)現(xiàn)氣候變化的歷史總有相似的面孔。

降水是反映氣候狀況的另一項重要指標。研究也發(fā)現(xiàn)，我國的降水趨勢和格局在歷史上發(fā)生過多次重大改變，并且存在區(qū)域差異。然而，無論是史料豐富的東中部地區(qū)，還是資料相對匱乏的西部地區(qū)，20世紀降水變率并未超出過去1500年自然變率范圍。

“大治”之年幾乎都發(fā)生在溫暖時期

我國歷史上的“大治”之年，幾乎都發(fā)生在溫暖時期，自然經濟形態(tài)下冷抑暖揚的文明韻律十分清晰。比如上面提到的隋唐暖期，出現(xiàn)了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中國進入了長達百年的強盛時期。

這個現(xiàn)象非常有趣，科學家們認為，這或許與暖期農業(yè)發(fā)展穩(wěn)定、人民生活相對安定有關。中國自古以農耕立國，文明的發(fā)展與農業(yè)經濟息息相關，農業(yè)收成的好壞直接決定了國家的經濟狀況，而城市建設、商貿流通、文化和工藝的發(fā)展，以及戰(zhàn)爭能力、政權鞏固等都取決于經濟基礎。

農業(yè)對氣候變化十分敏感，當氣候溫暖時，適宜耕作的土地擴大，農牧交錯帶北延，南方更容易發(fā)展多熟稻作，單位畝產（剔除生產技術外）增高，人民安居樂業(yè)，“倉稟實而知禮節(jié)”；一旦氣候轉寒，糧食供給不足，饑荒、社會混亂甚至戰(zhàn)爭就在所難免，繼而引發(fā)政權顛覆、人口銳減、文明停滯甚至衰落。

研究也發(fā)現(xiàn)，極端氣候事件對社會發(fā)展有明顯的影響。以著名的樓蘭衰亡為例：據(jù)載，西漢繁盛時，樓蘭王國“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然而這一秦漢時絲綢南路上閃亮的明珠卻在魏晉以降的文獻中逐漸失去蹤跡。有賴于近一個世紀中外學者對樓蘭出土文簡及相關史料的研究，我們可以大致了解這一王國在魏晉南北朝時的衰落過程：北朝時，樓蘭政權曾數(shù)度陷入生存困境，至5世紀末終告衰亡。

對于樓蘭的衰亡，歷史學家從異族入侵以及絲綢之路改道等社會性誘因方面予以解釋，而地理學家們則從自然環(huán)境演變的角度，提出了羅布泊的游移、“盈虧”、樓蘭古河流水量的減少、改道、土地沙漠化、氣候變干等多種誘因。但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樓蘭古國衰亡的原因，都離不開干旱這一重要因素。

關鍵在于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

研究人員表示，氣候變化只是影響“治亂”的重要因子之一，氣候因素與社會等其他因素結合起來共同對社會發(fā)展產生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們如何應對。

從《中國歷朝氣候變化》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結局截然不同的兩個例子。

19世紀50年代末我國連續(xù)多年的大范圍氣候災害導致農業(yè)歉收。1846-1850年黃河流域直隸、山東、河北等6省有500多個州縣受災；同期，兩廣地區(qū)和湖南、江西等省的許多縣份水旱蝗災不斷，瘟疫蔓延；特別是1849年，長江流域遭受特大水災，農產品價格暴漲，民生難以為繼。這成為引發(fā)金田起義的導火索，太平天國運動吹響了滅亡清政府的號角。

而唐朝初期，華北也進入了一個歷時近百年的偏旱期，農作物大幅度減產?！缎绿茣の逍兄尽份d，貞觀元年（627年）夏，“山東大旱”，“關內六州及蒲、虞、陜、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二十一年（647年）秋，“陜、絳、蒲、夔等州旱”；顯慶五年（660年）“河北二十二州春旱”；永徽元年（650年）“京畿、同、絳等州十旱”。然而，就在這一時期，中國歷史迎來進入強盛的轉折點。

同樣是極端氣候，為何結局不同？

科研人員表示，雖然從某種角度看，氣候變化是太平天國起義從醞釀到爆發(fā)并席卷南中國的重要因素，但太平軍之所以興于廣西，而后輾轉千里從容占領南京，更與道光年間吏治腐敗，統(tǒng)治階層自下而上碌碌無為有關。

而在初唐的干旱期中，高宗、武后、中宗等在位皇帝數(shù)次避正殿、減膳、大赦，要求官員極言時政得失，以求減輕旱情，并積極開展賑災。倘無唐廷的得力措施，恐怕唐朝初興的勢頭難以持續(xù)。古人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固然需要警惕，但只要政府高瞻遠矚、積極應對，仍然大有可為。

從歷史演變和文明發(fā)展的歷程中，我們看到氣候的影子；面對當前的氣候變化問題，我們又可以從歷史中獲取應對的經驗和教訓。縱然不必對全球變暖憂心不已，也不能疏忽其造成的危害。笑對變幻風雨，“不過幾千寒熱”！（作者:柯濟）